道光二十三年户部银库亏空案

 　　韩 祥

　　道光二十三年春(1843)，京师户部银库爆发了清代历史上最大的一起库银亏空案，亏空额高达925万两。不过，因发生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，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多被置于鸦片战争的阴影之下，而变得湮没无闻。

　　追查焦点：渎职 侵蚀 盗窃

　　在清代，户部是主管全国财政的最高行政机关，户部银库则在相当程度上扮演着国库的角色，每年超过全国财政1/4的各类地方款项被汇解至该库，由中央政府直接支配。可见，户部银库的收支直接关系着清代财政的全局。

　　虽然户部银库在调节国家财政上起着关键作用，且设有专司及管库大臣、查库御史进行制度化管理，但因吏治腐败、贪渎之风盛行，库银自乾隆后期便极少清理，库吏侵蠹成性。当弊政累积至承受极限时，便会以偶发小事件的形式突然爆发，道光“二十三年，库吏分银不均，内自攻讦，其事不能复蔽，达于天庭”。

　　这起大案是在一件库丁舞弊举报案中被揭露的。根据该年三月十八日潘世恩等人关于案情审理报告的长篇奏折，可以大体了解此案发生的过程及当时户部银库的管理状况。案件情节概括如下：

　　户部银库库丁张诚保之兄张亨智，想为其二儿子张利鸿报捐知州，于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二，托付其姐夫周二将银11474两分装11个口袋送至户部报捐。当日，由于前来报捐的监生众多，直至傍晚才轮到张利鸿捐银交库，周二令帮手张五将银袋携进银库门内，库内每称量一袋，张五即续携一袋进库。仓促之际，库丁张诚保将第2袋误报为第3袋，而查库御史与库官均没有听出其中的错误，张诚保便更大胆地在报第7袋时捏报为第10袋。这样，等到将张利鸿需缴纳的捐银称量完毕，共偷漏出银4袋(4100多两)。

　　之后，张五将偷漏的银两趁乱携出库外，与周二准备将漏银运走。而这种舞弊把戏被其他库丁看得一清二楚，并在库外路边谈论此事，恰好被多名路人听到。路人有意敲诈，便一哄而上拦住周二，争相抢夺，各抢得银两若干。最后剩下3700两运回由张亨智开办的万泰银号内。事后，相关知情的库丁均分得了好处，而万泰银号的几位管事人却未得好处，遂向张亨智讨要，反被辱骂，这几个人在一怒之下将其告到了衙门。最后，经该城衙门咨送刑部，弊案曝光。

　　此案在道光二十二年底便上报刑部，但到次年二月仍未审理清楚，户部只是重新拟定了银库收放章程八条。三月十八日潘世恩等人的长篇奏报出炉后，道光帝才得悉弊案全貌与事态的严重性，认为“此等积惯舞弊之人，恐盗用已不止此一次”“钦派大臣将库项全数盘查”“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刑审讯”。然而，案件的清查结果让道光帝更为震惊，所牵涉的京官、大员之多亦为清史罕见。

　　需要指出的是，此次清查户部银库亏空是在清政府内外交困的背景下进行的。当时，在广东与英国交涉的伊里布还未筹足对英的第2期赔款(210万两)，加上道光二十一年八月黄河决于河南祥符、次年八月再决于江苏桃园，朝廷急需调拨河工、灾赈的巨额银两。

　　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，刑部尚书惟勤等奏报了户部银库亏款的实际情况：实应存银约1218.2万两，而统计存贮各项实存银两约292.9万两，实际亏银约925.3万两。面对巨额的亏空数字，道光帝愤恨交加，认为“实属从来未有之事!览奏曷胜忿恨!以国家正项钱粮，胆敢通同作弊，任意攫取，似此丧心昧良，行同偝国盗贼”。因此， “渎职、侵蚀、盗窃”成为此案追查的焦点。

　　在审查中，户部银库的大量陋规被曝光，不仅库丁盗窃，而且管库大臣与查库御史都收受银库规银。

　　亏空追缴：严惩 罚赔 甚微

　　面对国库严重空虚，道光帝对此案的处理，与前相比极为严厉，几乎严惩了所有涉案官员，包括历任银库司员、查库御史、管库王大臣、查库王大臣等。于是，一场清代历史上最大的库银罚赔、追缴运动开始了。

　　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七日，道光帝下旨：嘉庆五年(1800)至道光二十三年(1843)间历任库官、查库御史各按在任年月，按月罚赔银1200两，已故者照数减半;其历任管库之王大臣每月罚赔银500两，查库王大臣每次罚赔银6000两，已故各员按数减半。因涉案人数众多，一时难以全部停职查办，不得不以“革职留任”的方式，让戴罪之人来查“罪”。

　　既定方针确定以后，大规模的罚赔、追缴便开展起来。道光帝亲自规定了处罚的等级与期限，对于涉案官员交纳罚赔银两的程序与管理亦有明确规定：应交罚赔银两每次先在户部呈报，由部移交管库大臣率库官平兑，验收后给与实收知照，户部备案，再入库另款存贮，每月随月折具奏一次，等积有成数时，奏归正项。兑收日期，以每月逢十兑收，如遇小建(农历小月)于二十九日兑收。对官员的罚银一般以在任时间长短而定，虽然谕旨中规定每在任一月罚银1200两，但在实际的追缴中则多通融为1000两。

　　通过对现存相关档案的统计可知，除去重复统计后，在1800年至1843年间共有321位官员(包括现任、卸任、已故)涉及此案。查证相关档案可知，罚赔、追缴运动由道光二十三年四月持续至道光二十九年六月，共收银约150.5万两，均奏明归入正项，但远少于预定的罚赔银数。

　　此外，清政府还采取了其他方式弥补此次户部银库的亏空，如追缴库丁、书吏所侵蚀的库银，减平发放各项开支银两，没收各省关“库吏规费”等陋规收入弥补库亏，增加征收入库岁银的附加费等四项举措。然而，这些临时举措或收效甚微、或无法持续，最后的弥亏作用大打折扣。经测算，四项措施最多能够筹得弥亏银213.5万两。

　　由于相关档案的缺失，该亏空追缴运动的整体面貌已无法完全弄清，但通过以上的推算可知，此次追缴对库亏银的弥补最多为363.8万两。而这对于925万两的亏空总额来说，是远远不够的。

　　社会影响：支出 救灾 瓦解

　　鸦片战争后，清政府发生了严重的财政危机，对国家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。相关论著一般将战争视为造成当时财政困难的最主要因素。然而，这种观点却使我们的视线过分集中于外来影响上，而忽视了当时国内体制积弊的影响。

　　此案处于鸦片战争后的敏感时期，进而与战争的影响结合在一起，共同加剧了道咸时期的社会经济危机。然而，由于户部银库亏空的积累、发生与鸦片战争并无关系，所以二者所产生的影响有必要区别分析。

　　首先，此案影响了当时社会公共工程支出。该案被揭后，清廷立即减少了各类财政支出。道光帝紧急下发的节银谕旨要求“所有大小工程及支领款项，遇有可裁可减者即行裁减，可节省者即行节省，总期实力撙节，积少成多”。

　　其次，该案对当时清政府的防灾、救灾工作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。库亏案爆发前，黄河连续决口，先后波及50多个州县，清政府在战时仍从各库拨出了2000多万两巨款救灾。但在库亏案被揭之后，政府的赈灾支出则出现了大幅削减，这不仅是现实上的战争影响，更是统治者在心理上对隐性亏空的恐惧。

　　第三，此案加速了清代传统财政体制的瓦解。鸦片战争后，各地方省库拖欠部款的情形明显加重，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沿海省份过度担负对英赔款，以致不能年清年款。该案发生以后，地方省库拖欠户部解银的现象大为增加，至太平天国运动爆发，“拖欠解银”已成为常态，从而使清代沿用200多年的“奏销制度”趋于崩溃。在这个层面上讲，此案与鸦片战争一起加速了清代传统财政体制的瓦解，形成了空前的“道咸变局”。

　　作者简介

　　韩祥，1986年生，河北安平人，史学博士，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讲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