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军在巴中—青山有幸埋忠骨
1932年12月，红四方面军从四川省通江县两河口乡入川，以巴中为中心建立幅员面积4.2万平方公里、人口600多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个大区域——川陕革命根据地，1935年撤离巴中北上。
现在，小编将为你讲述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中心巴中的故事。
红四方面军反“六路围攻”
根据地军民取得反“三路围攻”胜利后，1933年7月4日，蒋介石委任刘湘为“四川剿匪总司令”，并以200万元的军费、万余支枪和500万发子弹支援刘湘对川陕苏区军民发动全面围攻。
10月6日，刘湘在成都宣布就职。随即，调集110余团约20万人的兵力，分六路陈兵在北起广元、东迄城口的弧线上，其围攻计划分为三期，妄图以分进合击、步步为营、稳扎稳打的战术，在三个月内将红四方面军“全部肃清”在川陕边境。
红四方面军面对刘湘发动的“六路围攻”，决定以最大的决心，彻底消灭刘湘，争取全川苏维埃胜利。
从1933年12月中旬刘湘向根据地发起第一次总攻开始，红军先后四次收紧阵地，其中于1934年3月中旬放弃巴中城，4月7日放弃南江城，6月21日放弃通江城。在四个月的阻击战中，红军虽然放弃了一些地方，根据地又收紧到以苦草坝为中心的二百余里地区，但使敌人付出了惨重代价。
8月8日，红军开始全线大反攻，刘湘苦心经营历时近10月的军事围攻彻底破灭。
在反“六路围攻”中，红军先后打退了敌人140余团共20余万人的进攻，基本恢复了“宣达战役”后的根据地辖区，并扩大了部分新区，取得了反“六路围攻”的伟大胜利。
红军医官杨成元
是千千万万革命奋斗者的缩影
1932年12月21日，红军抵达通江县东北角泥溪场。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根据形势发展和战争需要，决定以红10师医院为基础，再从11师、73师医院调一部分医务人员，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医院，即红四方面军总医院。至此，红四方面军总医院诞生。
1934年春，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由鹦鸽嘴迁到沙溪王坪。因条件艰苦，环境恶劣，缺医少药，成千上万的红军伤病员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而光荣牺牲。最初将烈士一人一墓就地安葬，随着反“六路围攻”战事愈加激烈，转送总医院的红军伤亡人数也逐渐增多。初期，总医院对牺牲的烈士还能一人一棺一墓，到后期，则只能满足二至三人一匣(木匣子)，甚至数十人集中掩埋。后来由于战事紧张，牺牲的烈士越来越多，红军只好采取软埋,一穴多人，甚至只能挖大坑集中埋葬。
红军烈士陵园
当时反“六路围攻”正打得激烈，伤员很多，但部队医生很少。通江县沙溪嘴街道杨成元，承祖业开药铺行医，授徒十余人，均有名声。红四方面军破例启用杨成元。
年近七旬的老中医杨成元决心追随红军，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。行医30多年的他，临床经验丰富，对地方病治疗较为熟悉，仅用大半天时间就给患者处方90多剂，并做出样板，传授招呼队员熬药方法。他又亲自破竹划签，分别给几百个药罐插上标号，以防人、药混淆。同时，还焙药舂粉，制成丸药。
几天以后，药片渐乏。杨成元托人取回他之前的药，并发动亲朋医友在农村收集散存药物，又带领队员上山采挖，缓解了药物紧张。此后，他又积极适配新试剂，力求药到病除。经短期抢治，红四方面军的伤员死亡率急剧下降。
杨成元一面精心治病，一面毫无保留地向医务人员传授医药知识。在红色中医训练班里，他认真授课辅导。1935年春，红军撤离通江，杨成元深知只有跟随红军走才有出路，于是跟着红军北上。而像杨成元这样为革命奋斗的通江人民，还有很多很多，其中，不乏为革命牺牲的烈士。
红军烈士陵园
红军精神永存
1934年7月，西北军事革命委员会为了纪念为革命牺牲的战友，决定修建烈士陵园和纪念墓碑。由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张琴秋设计碑体、题写碑名、绘制图案，并请当地有名的石匠镌刻雕琢，同年10月落成。烈士墓碑由碑帽、碑体、碑座组成。全碑建筑通高4.57米，碑帽高0.87米，呈塔状，顶四角微翘;碑身高2.2米，宽0.6米，正中竖刻 “红四方面军英勇烈士之墓”，两旁有联，上联为“为工农而牺牲”，下联是“革命的先躯”，横批是“万世光荣”;碑体左右两侧分别镌刻着手枪和步枪实物比例图案;碑座高1.5米，宽1.62米，上面镌刻着斧头、镰刀、五星图案。烈士墓碑前一张石供桌，两侧各安放着一门用石头雕凿的迫击炮。
当时，陵园内安埋有7800余名红军烈士，其中团职以上将领40人，是全国安葬红军烈士最多、规模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，也是全国唯一一座红军为自己战友修建的陵园。1935年春，红军撤离根据地，以大地主王笃芝为首的还乡团准备掘坟毁碑，焚烧烈士棺骨。当地群众得知后，自发组织起来，于深夜悄悄将墓碑深埋于冬水田得以保存。1982年4月，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为红军烈士墓亲笔题词。
红军烈士集墓
目前，散葬在通江全县20个乡镇的50处烈士墓17225名红军烈士，也已迁葬于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，至此该陵园共安埋红军烈士25048名。
